全国政协委员屠光绍、赵海英：境外资产安全隐忧加大 对外投资需创新

  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成为推动全球跨境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同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多方面重大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中投公司原总经理屠光绍和全国政协委员、中投公司副总经理赵海英今年两会提交了关于新形势下推动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提案，提示我国境外资产的安全隐忧加大，建议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对外投资方式等，统筹做好新形势下境外资产安全保护。

  中国企业走出去

  需高度关注多重新挑战

  屠光绍、赵海英认为，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深刻变化，我国境外资产的安全隐忧加大。当前，全球经济表现出“三低一高”的新特点：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一些发达国家转向“现代货币理论”，通过压低收益率曲线支持财政扩张，增加了全球金融的脆弱性。加上此次疫情冲击为更大的全球经济冲击埋下隐患，国际金融体系可能面临长期低利率环境，我国境外资产保值增值压力加大。

  地缘政治因素的错综复杂，同样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需要高度关注的重大挑战。两位委员表示，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国际上对外资的安全防范导向，已超越对经济福利与安全风险的单纯考量，纳入更多国家战略博弈的因素。“这次疫情对很多国家进行了一次类似‘战时状态’的压力测试，未来‘经济主权’和区域合作可能被更多强调，各国政府将会深入检视重要物资的供应链安全。‘逆全球化’有向‘去中国化’演变的趋势。如果处理不当，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将更容易被国际监管机构视为带有‘政府背景’和‘政治意图’。”两位委员提醒，此外，国际外资监管趋严，国家安全概念泛化，也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形成重大挑战。

  今年3月以来，受疫情冲击影响，许多发达经济体投资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集中发布或启动制定外资监管新政。

  “这些新政通过扩大审查范围、降低审查门槛、堵住审查漏洞等多种方式收紧外资监管。”两位委员表示，尽管它们纷纷声称新政的意图是保护本国关键供应链和战略资产不被外资低价收购，但是，新政涉及的行业领域之广，审查的不透明度之高，暴露出国家安全泛化的实质，对投资环境的公平公正性造成严重破坏。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

  形成利益捆绑

  面对上述来自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地缘政治、国际外资监管等方面的新变化，为妥善应对这些挑战，推动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两位委员建议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做好新形势下境外资产安全保护。用好多边和双边机制，加快投资协定谈判，拓展国际经济合作伙伴，为企业走出去营造更好环境。推动建立多方位的境外投资安全体系。研究优化我国对外投资布局，提升国家财富的全球配置能力。充分认识国际监管和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风险管控特别是合规管理，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二是加强对外投资合作引导，督促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完善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引导企业遵守国际惯例和当地法律及风俗习惯，强化合规、廉洁、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友好、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规则，培育一批有国际水准、懂国际规则的企业，避免为国际监管提供“口实”。

  三是尊重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顺应市场规律，为企业发展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更加畅通的市场准入、更加规范的市场秩序、更加明晰的产权制度，增强企业家信心。让企业在市场风云变幻中自主决策，锻造组织创造力。

  四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注重构建境外合作伙伴关系。适应国际监管新形势，优化对外投资思路，加强与国际、当地机构的深度合作，建立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交易结构设计发挥双方比较优势，形成利益绑定，实现互利共赢。推进与重点国家发起设立多双边基金，搭建跨境投资生态系统，推动跨境对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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