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经济特区完成使命?

来源：房产装修家居资讯时间：2020-12-24 10:32

早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就有专家称我国经济特区的使命已完成。《编译参考》2002年第2期的《经济特区完成使命？》一文认为，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以特殊方式开辟的“政策试验田”。从严格意义上说，经济特区与WTO的精神是相违背的。而且，从大陆五大经济特区的发展结果来看，只有深圳算得上成功，其他经济特区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很多问题。所以，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试错”尝试，经济特区的历史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经济特区真的已经完成使命了吗？时隔多年，经济特区建立40年之际，同样的疑问再次抛向大众。10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对外公布。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深圳再一次承担起改革“先锋队”的使命。这被国内外视为新时代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又一重大举措，赋予新使命的深圳又将以何作为？

经济特区的创立与中国道路的开启

经济特区的独特地位在哪里？回顾以深圳经济特区为典型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40年产生、发展的历程，经济特区作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同时开启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探索征程。

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不仅直接推动了从“沿海开放”到“沿边开放”战略的有效实施，而且不断以非均衡发展方式构建着中国经济的新版图。正是非均衡发展道路，使中国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而成功地走向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标志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经济特区在“摸着石头过河”理念下，构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实践模式，而“先行先试”“率先示范”“敢闯”又都构成了这一重要实践模式的重要内涵与品质。

在传统观念意识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是一对悖论，是不能相容的。中国经济特区被赋予了突破理论认知的“试验田”角色。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992年初，邓小平到深圳视察，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如今，深圳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8.5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每天逾70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珠海已成为闻名遐迩的国际旅游休闲城市；座座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在厦门经济特区拔地而起，跨国企业纷至沓来。沿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向，中国首批四大经济特区一路闯关，从“三来一补”低端制造到自主创新占据产业链中高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经济特区奇迹，靠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

在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陶一桃看来，作为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特区以有序建立了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大湾区政策性增长极方式，不断释放出足以改变、形成中国经济新版图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条具有制度绩效的“捷径”。而深圳作为拥有自由贸易试验区、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有效诠释了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

作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产物与路径选择，经济特区的使命仍在继续着。陶一桃认为，还有许多制度创新将在这里发生，许多有待实践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将从这里继续复制至全国。更重要的是，许多探索与实践将会在这里由政策变为制度安排，由制度安排成为法律法规，从而把“先行先试”变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制度力量。

再出发，特区如何再“特”？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升至世界第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中国对经济特区的要求也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肩负着创新发展新使命的经济特区，能否再“特”、如何再“特”？

按照规划，深圳要比全国提前15年，打造一个看得见、摸得着、可复制推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样本”；海南则要到2035年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这无疑是很高的标准，也是相当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经济特区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变了。经济全球化遭遇“回头浪”，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经济特区带来了严峻挑战。

“相比过去，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任务不是变轻松了，而是加重了；不是变简单了，而是复杂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说，面对更艰巨的改革开放任务和更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需要更大胆地推动经济特区发展。

如何应对新形势，找好新发力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今后经济特区要在以下几方面为中国充当“开路先锋”：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实现法治和规则治理的现代化；提升产业链水平，与全球产业加强对接；构建全球开放层次最高的“特殊区域”；打造全球物流枢纽的集散地。

“未来30年对科学技术创新的要求和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就可以了，但今后需要创造一流，打造一流的企业、一流的发展平台，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张燕生说，在此情况下，经济特区应有“脱胎换骨的变化”，要在推动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完善跨境创新网络等方面下功夫，打造一个开放、包容、共享的环境，吸引“世界大脑”为中国所用。

目前，不少经济特区已经开始行动。

围绕要素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深圳正加快推进综合授权改革、行政法规调整、先行先试政策等一批清单落地。此外，深圳还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验区，积极开展国际人才管理综合改革。

珠海日前公布《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准备充分发挥横琴先进智能计算中心等创新平台作用，吸引集聚一批科创项目和人才团队。同时，珠海还将探索在贸易等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造与国际规则高度衔接的营商环境。

当然，经济特区今后在搞好自身建设的同时，也要和自贸试验区等其他功能区做好配合。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看来，经济特区要把自身的独特功能与自贸试验区的功能设计和定位有机结合起来，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还要培育新的增长极、创新极、辐射极，特别是要在制度性开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建议，经济特区下一步发展可以考虑“两步走”，如2025年左右形成一批早期收获成果，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平台，提升区域竞争力和创造力；2035年左右和上海自贸区等其他功能区形成统一制度集成，不只在贸易投资，还要在管理、规则制定、法制、税收、风险防控等方面进行更深入拓展。

经济特区与先行示范区的内生逻辑

在经济特区建立40年的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由特区、国家级开发区、国家级新区、自贸区、大湾区构成的，由局部到全局、由个别地区和城市到大城市群、由大城市群到区域经济带的被赋予了不同功能和使命的“政策高地”。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人说，特区是深圳的过去式，今天的叫法是先行示范区。但其实经济特区与先行示范区不是替代的关系，经济特区建设和先行示范区建设并行不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周林生解释道，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先行示范区这些名称是历史沿袭下来的，反映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深圳所承担的改革重任和职责。所谓“四区”（经济特区、自贸区、大湾区、先行示范区）联动，就是说这“四区”有不同的主攻方向，有不同的职责，应该研究怎么发挥“四区”不同的优势、不同的资源，来推进深圳的改革开放，而不是用后一个名称来否定前一个名称。

无论典型经济特区、广义经济特区还是自贸区、大湾区，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与阶段中，承担着不同的先行先试使命，从而实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项制度安排；都是实现社会转型的一条有效路径选择；都是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捷径；都是对中国道路实质与内涵的探索与丰富。这一发展轨迹，在不断形成中国经济区域增长极的同时，又逐步实现着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协调发展与全面发展。

如果说当年以深圳为代表的典型经济特区的重要功能就是成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田，那么今天，作为经济特区及其拓展形式的自贸区、大湾区的更重要的使命，则是成为中国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协调发展、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为整个国家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

周林生说，为什么讲经济特区非常有意义，因为深圳经济特区有一个重大的资源就是特区立法权。“这是特区最关键的东西，也是特区不能取消的东西。”深圳的自贸片区和国家级新区都没有立法权，只有经济特区才有立法权，这是全国人大规定的。《意见》在对深圳的战略定位中明确提出，要打造法治城市示范，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在遵循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前提下，允许深圳立足改革创新实践需要，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在周林生看来，目前，国家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央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再次将先行先试排头兵的重担交给深圳。

只有用好、用足立法权，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变通国家法律的作用，才有可能突破旧框，有所创新。这就是深圳所具有而一般城市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走过不惑之年，经济特区更科学健康的发展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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