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未来6成居民住房由政府提供,深圳还能向新加坡学什么?

近日，深圳市相关领导提出，“新加坡是深圳学习（的）榜样，将来深圳市60%市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深圳能否学习新加坡模式以及深圳如何学习新加坡模式成为热议的话题。

过去一段时间，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用地总量及来源不足，使得深圳成为中国住房问题矛盾最为突出的城市之一。2019年，深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5万元，居中国各经济特区之首。常住人口约1344万，40年来，常住人口增长约42倍。深圳现在的人均居住面积27.8平方米，还没有达到国家和广东省的最低标准线。不少人卡在了买不起商品房也住不进公共住房的断层中。为解决住房矛盾，深圳在几年前就在内部提学习新加坡。2018年时提出的“二次房改”也备受瞩目，其核心就是大幅调降商品住房比例，政策性住房（人才房、安居房、公租房）占比达60%，政策房以远低于市场价配租、配售。

深圳此时高调提学习“新加坡模式”，体现的是对过去20年以来“重市场、轻保障”的纠偏，是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转变，通过大量公共住房的建设，让多数人也能买得起很体面的政策房，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教育医疗资源的平等分配。针对深圳的现状，“新加坡模式”在土地供应和祖屋建设理念上都能提供有益的借鉴。

2009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五十周年之际，新加坡《海峡时报》三位记者联合出版了一本名为《白衣人》的新书，回顾了该党的发展历程，认为“土地社会主义”是新加坡小邦大治的一大关键。将大多数土地转为国有，一方面用这些土地为城市化发展提供物理空间，一方面为绝大多数国民提供公共住房，是新加坡“土地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新加坡与我国香港的基尼系数向来不分伯仲，但新加坡的“土地社会主义”政策，使其住房公共化人口与住房商品化人口达到9.3：0.7，而香港则是4.5：5.5，新加坡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希望感都要比香港人高很多。

新加坡将公共房屋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枢纽。自1959年自治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就把社会重建融入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把公共住房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重心，以此为抓手，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住房、就业、教育、医疗、交通和休闲公共设施，推动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综合治理。公共住房政策既鼓励三代共居、增强新加坡人的家庭价值观，又按照毗邻原则建设便民社区、提升新加坡人的基层共同体感，还通过种族配额制让不同种族混合居住、促进种族和谐，更是新加坡政府整合不同阶层、塑造社会共识、增进国家认同的社会团结机制。当然，深圳能否将“新加坡模式”学到形神皆似，还要看配套执行能力，从土地到资金都要能跟得上。（作者是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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