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据系列③ | 低生育率陷阱：两年少生521万人，二孩红利进入尾声

2016年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让中国人口短暂地走出了“增长困境”。

2016年至2017年间，中国大陆年出生人口均在1700万以上。但到2018年，这一数字掉头跌至1523万。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仅1465万，创下近十年来的最低记录。

粗略估算，2018和2019这两年，比生育高峰的2016、2017年，少生了大约521万人。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累积的“生育势能”已基本释放，生育率下降趋势恐难挽回。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一个清晰的现实：孩子越生越少了

生育率一路走低，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宿命。

联合国在《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中指出，全球生育水平从1990年的平均每名妇女生育3.2个孩子下降到2019年的2.5个孩子，预计2050年将下降至2.2个孩子的水平。

更有数据表明，在全世界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有98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2.1，跨入了“低生育率水平时代”。

全球范围内的生育率下降，由来已久。1963年-2018年，全球平均生育率从约36‰跌至约18‰，降幅高达50%。在部分经济发达国家，如韩国、新加坡，降幅甚至在80%以上。

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则远超国际水平。

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中国则是从6降至1.6，排名直接跌至全球倒数。

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总和生育率曾达到6.38的高位水平。当时的一个普通家庭，通常要生育6个左右的子女。改革开放以后，总和生育率则长期维持在“2”字头水平。

80后90后和父母30岁的对比，图片来自网络

从1990年开始，中国开启了近20年的“低生育时代”。受益于医疗卫生条件、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在一段时间内，自然增长率尚能维持正值。

但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2.1），等到老龄人口集中死亡期，新生人口无法弥补，人口数量就会大幅下降。这是任何一个寻求发展的国家，都不愿看到的局面。

有数据预测，中国在2024年之后人口将逐渐减少。到2035年，人口预计减少4500万。2100年，中国人口数量会降到10亿以内。

生育率为何降了？没人生，养不起

生育率的走低，首先和育龄女性人数的减少关系密切。

影响生育率的两个重要指标是：婴儿数量和育龄女性人数。生育期的年龄界限，一般默认为15-49岁。中国15-49岁女性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峰值，之后就一直呈下降趋势。

据统计，2019年中国15-49岁育龄女性减少了约500万人，20-29岁黄金生育期的育龄女性减少了约600万。计划生育、性别失衡等，都是促成当前育龄女性减少的重要原因。

其次，二孩超半数的占比，意味着生育率提高后续乏力。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19年在一个家庭中，有二孩及以上孩子的比例高达59.5%，其中二孩占57%。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中有三孩及以上的仅占2.5%。

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按这个比例推算，一孩出生人口约为593万，二孩出生人口约为835万，三孩出生人数还不到37万。

全面二胎累积的“生育势能”已基本释放，比不生二胎更可怕的，是一胎都不想生了。

再者，居高不下的生育成本，也使很多人对生孩子望而却步。

关于生育有个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生育率是“倒U型”的关系。降低妇幼的死亡率，只需要发展达到基本水平即可实现。但当人均GDP达到较高水平后，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成本就会大幅提高。

说的扎心一点，就是当大家都不那么富裕的时候养娃还容易一点，富裕之后反而难了。

除此之外，女性生育意愿的降低，也是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生育上投入更多精力的，通常是女性。而女性一旦选择生育，就意味着在入职后的十多年里，至少有两年时间会因为怀孕、生产、哺乳等而无法正常工作。

即使熬过哺乳期，还会有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大学等一路升级打怪的问题等着家长操心。这种自我牺牲，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花式催生，真能解决问题吗？

最近几年，中国低生育率的现实终于引起了各方重视。

以梁建章、任泽平、原新等为代表的一批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纷纷加入到对低生育的讨论和谏言献策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一条建议，是全面放开生育。即在全面二孩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想生三孩的人，可以放心地生。

如前所述，2019年中国二孩及以上家庭占比59.5%，其中不乏70后、80后高龄产妇赶着生二胎。在90后渐成生育主力的情况下，三孩开放能发挥多大作用，有待考证。

另一条老生常谈的建议是完善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这条建议初衷是美好的，但在执行层面，常常会陷入悖论。

比如开放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后，女性的家庭属性加重。此时再强调对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也无法避免企业在用人选择上的隐形歧视。

2017年一组数据显示，上海城镇女性整体就业率为40.3%，其中有9个区达不到40%，最低的仅为26.3%。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面二孩让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新的挑战。

所以，想要提高生育率，还是要设身处地地从女性视角出发考量，合理规划和设计政策，而不是一刀切地延长带薪产假、提高生育津贴，导致企业负担加重，不愿招收女性员工。

至于强制设立“生育基金”，向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等无稽之谈，除了招来骂声一片之外，很难对提高生育水平有任何实质帮助。

在一个进步的社会，生育应该是一种怀着爱和期待的主动选择，而不是将女性视为“生育机器”，一味地剥削和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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